为什么要开那么多会议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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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文山会海”是提了很多年的官僚主义顽疾，各级领导干部，大量的时间精力用于参加各级会议，苦不堪言，但顽疾就是顽疾，确实不好办。多年来一直没得到根本性的解决。

对于这类问题，很多人认为，信息技术的发展，有望从根本上解决问题，比如，互联网出现以后，有了视频会议技术。召开视频会议，一方面免了住宿、交通、餐饮、补贴等等现场会议的费用，另一方面，有了多层级的视频会议，大家就可以减少很多“上传下达”的会议。这不是就能解决会议过多的问题么。

比如，中央要发布某个政策，为此要召开会议。如果是现场会议，参加者是中央有关部门和省一级干部。了解中央政策以后，省级干部要召开省内会议，参加者是省级有关部门和市级干部。同样，市级干部回去以后要召开市级会议，参加者是市级机关和县级干部。县级干部回去以后还要召集乡镇干部开会。这样，中央的政策才能一级一级传达到基层。

有了视频会议技术，就好办了。中央要发布政策，事先宣布某个时间召开视频会议。到了会议时间，从中央到乡镇，所有各级干部集中在本单位会议室，坐在显示屏前面，大家一起听中央领导讲话。中央关于政策的种种要求，直接就能传达到中央，不但省时省力，中间还不会发生“信息损失”。这岂不是大量减少了会议。

可惜，在现实中，信息技术并没能发挥这种想象的作用。会议不但没有减少，反而增加了。而且，增加的就是视频会议。

这是怎么回事？

研究人员在基层调研时，意外地听到一个抱怨，那就是视频会议不但没有解决会议过多的问题，反而成了新负担。

以前的现场会议，某一级的干部，一般只需要参加两次。一次是参加上一级召开的传达会，他是被传达者。另一次是他回去以后对下级的传达会，他是传达者。

比如，中央发布了某项新政策，县委书记不需要参加中央和省里的会议。他只需要参加市里组织的传达会议。这是一次。下一次就是书记回到县里，召集乡镇干部参加的传达会议。一共是两次。

有了视频会议，原来以为能把两次减少为一次，大家都参加中央召开、各级干部都参加的视频会议。一次就达到了中央政策向全国各级干部传达的目的。甚至大家都能听到总书记、总理的亲自指示。不但效率高，而且内容不打折。

没想到，有了视频会议以后，县委书记要参加的会议变成了四次。同样一个政策，中央开一次视频会议，省里、市里都要召开一次视频会议。县里回去以后，对乡镇还要再召开一次。一方面，会议次数多了，而且，四次会议的内容都差不多。大家听都听烦了，但烦了也还得坚持听。这可不就成了新负担。

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怪的现象？同样内容的视频会议，为什么各级要重复召开？这不是白白浪费大家的时间精力么？开一次不就够了么？

这里面的关键在于，会议的作用，并不仅仅是信息的“上传下达”那么简单。在行政系统中，会议有着更丰富、更重要的作用。

行政系统有个特点，那就是“一级管一级”“县官不如现管”。从级别上来说，当然中央最大、乡镇最小，但中央不会直接管到乡镇。中央直接管的，是省一级。省管市，市管县，县管乡镇。对乡镇干部来说，县委书记的指示才最重要。同样，对县委书记来说，市委书记的指示最重要。

这样一来，就形成一个微妙的关系。对干部来说，上一级的领导，最重要。上上一级以及更高级别的领导，反倒不那么重要。当然，这里所说的“不重要”，不是说可以不服从更高级别的领导，而是说，某项政策，上一级领导很重视，干部就会也很重视。但如果高级领导很重视，但上一级领导却不重视，那么，干部就会跟着不重视。

那么，怎么判断领导是否重视呢？领导是否亲自出席相关会议，在会上怎么说，语气是否严厉，用词是否到位等等，这些信息就很重要。某项政策，上级领导只是发个文件、通知，和领导亲自召开会议，疾言厉色地讲话，甚至当众下军令状，这可大不相同。

因此，中央召开一个各级干部参加的视频会议，虽然能达到传递信息的作用，但没法让各级干部了解他的“上一级领导”是否重视这事。中央发布的政策很多，要大家做的事情很多。基层不可能均分注意力和资源，肯定要有轻重缓解之分。而仅靠中央召开的视频会议，是没法区分轻重缓急的。

换句话说，中央召开的多层级视频会议，只能让省级干部知道这件事的重要性，对其他层级的干部，只有信息传递作用。视频会议等信息技术确实能做到高效快速的信息传递，但对干部们来说，这可远远不够。他们真正需要的信息，这种多层级视频会议，提供不了。

他们要知道的，是“上一级领导”对这事的想法和重视程度。为此，就要召开他们这一级的会议。因此，虽然中央已经召开了多层级视频会议，各层级却还要分别召开自己层级的会议。

这个问题的重点在于，因为“县官不如现管”，所以，某个干部的提拔和前途，是由他的上一级领导决定的，而不是由更高级别的领导决定的。虽然省委书记官更大，但县委书记更在乎是市委书记对他的印象。因此，行政系统是跟着人走的，而不是跟着信息走的。

如果县委书记对某事很重视，整个县的系统才能充分动员起来做事。相反，如果县委书记对某事不重视，即使有上级发文或者会议，整个县的系统也不会充分动员起来，只会敷衍、应付了事。

会议在行政系统中的作用，并不仅仅在于“上传下达”传递信息——如果只是为了传递信息，确实没必要开会，发个Email就行了。但行政系统的运行，显然不会那么简单。

高层要做某件事，不但要把“做什么事”的信息传递下去，更重要的，是要把“必须做这件事”的决心传递下去。而这，就不是个简单的信息传递问题了，而是整个系统的动员问题。而动员，要靠各级干部真正动起来，而不仅仅是“知道了”。面对面的会议，人对人的直接表态，就是这种动员的过程。

从这个角度来看，视频会议还不如原来的现场会议。原来的现场会议，看似繁琐复杂，其实不但能达到动员的目的，而且只需要召开“上传”“下达”两次，反倒符合召开会议的“初心”。

改成视频会议以后，如果中央召开多层级视频会议以后，各地方不再召开会议，那么，省级以下的系统，就没有被动员起来，大家基本上不会把会议上宣布的新政策当回事。正是因为看到这个问题，所以各级才会重复召开本级的视频会议，就是为了真正把全系统动员起来。不过，这样一来，反倒增加了会议场次，而且，内容大同小异，让大家不胜其烦。

可见，有时候信息技术反倒不能解决信息问题。这是因为，很多时候，信息问题其实很复杂。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递，往往同时还是利益调整、权力分配的过程。解决这些问题，计算机和互联网就无能为力了。只能依靠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直接沟通和协商。同样是上级命令下级，耳提面命的下令，和发个Email，也有本质的不同。

政治的核心始终是“人”，而不是其他。自古以来，中国传统的政治智慧就高度重视吏治，强调“得人”的重要性，原因就在于此。李世民曾经把全国郡守的名字写在屏风上，天天看着，反复琢磨。因为他深知，只要把这些郡守选拔好、管理好、监督好，就能把天下治理好。相反，如果这些郡守出了大问题，有再好的法律、制度，大唐王朝也好不了。

这也说明一个更重要的道理：基层面临的很多问题，是高层坐在办公室里想不到的。真正适合基层的制度设计和解决方案，必须深入基层、全面了解现实以后才能得出。闭门造车、全凭想象是不可能把事情办好的。

杨华：《县乡中国——县域治理现代化》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，2022年4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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